微利現狀難改 鋼鐵“走出去”勢在必行

　　在國內外經濟增速持續放緩，鋼鐵市場需求嚴重萎縮，整個行業產能嚴重供過于求的背景下，鋼鐵行業微利經營的現狀在短期內難以改變。在日前召開的2015（第四屆）中國鋼鐵技術經濟高端論壇上，全聯中小冶金企業商會原名譽會長趙喜子認為，現在我國鋼鐵需求不斷萎縮，化解產能的速度已經趕不上過剩的速度，表明化解產能過剩是一個長期過程，不可能在“十三五”期間完成。

　　把目標投向國外

　　趙喜子指出，我國鋼鐵產業經過多年的發展，如今已經不是“只大不強”了。但在過去幾十年，我國鋼鐵企業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國內，今后形勢發生了變化，迫使鋼鐵企業把目標投向國外。今年1~7月，我國PMI、克強指數、工業增加值、工業企業利潤、進出口、固定資產投資規模、房地產開工面積、宏觀經濟景氣指數、財政收入等數字均不看好，表明我國經濟活躍度降低，實體經濟發展低迷。

　　盡管我國推出多項穩增長政策和措施，但社會資本投資意愿和投資能力下降。由于受財政收入下降、投融資平臺切割、地方債務清理等政策調整的影響，中央和地方政府擴大投資有心無力，政府投資能力下降。更為重要的是，由政府主導的基建投資和民生服務等手段不像以前那樣有效，投資對GDP增長的拉動非常有限，投資效率明顯下降，最終導致投資信心下降，加大了穩增長的難度。

　　趙喜子認為，當前對鋼鐵行業不利的局面，短期內難以扭轉，我國鋼鐵企業轉型勢在必然，“走出去”勢在必然。雖然我國鋼鐵“走出去”有利于化解國內的過剩產能，但“走出去”與化解產能過剩不能互為因果。據預測，“十三五”末，我國鋼鐵產量很有可能在6.5億噸左右，合理產能應該保持在8億多噸。從現在的12億噸到8億多噸，需要壓縮4億噸，每年要化解7000多萬噸，困難很大。根據現在摸底情況，我國“走出去”的鋼鐵企業五年之內在國外的產能也就1000萬噸左右，而且國有企業不多，與國內壓縮產能沒有對應關系。

　　“走出去”存在很大風險

　　事實上，從2011年四季度開始，我國鋼材下游需求放緩，鋼鐵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突出，行業盈利水平進入微利或虧損狀態。未來五年甚至十年，將是我國鋼鐵行業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轉型階段，同時必將是通過搬遷調整、兼并重組、“走出去”等方式逐步實現產業布局與資源支撐，市場需求運輸條件相協調的發展階段。而我國“一帶一路”戰略的提出，目的就是減少我國經濟對工業制成品出口的依賴，密切我國工業化與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之間的聯系，有利于資源在全球的優化配置，有利于我國將產品“走出去”與投資“走出去”相結合，必將給我國鋼鐵市場帶來商機，為鋼鐵行業調整產業結構、提高產品質量和研發新品種帶來重要機遇。

　　由于“一帶一路”發展戰略從法律層面上講，只是我國的一個倡議，并不具備國際協議所擁有的制度約束剛性，同時涉及全球65個國家44億人口、六種宗教信仰和不同的法律體系。不同的政治體制，不同的發展階段和發展速度，“一帶一路”給我國帶來巨大發展機遇的同時，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乃至風險。一是國家風險，表現為所在國政治動蕩、國家首腦更替帶來的政策更替、某些投資行為與所在國利益發生沖突等；二是法律風險，由于沒有采取有效的法律咨詢手段，對所在國法律了解不透，合同風險不能鎖定，導致糾紛不斷；三是既得利益集團風險，“一帶一路”沿線許多國家的政治是企業家政治，企業的利益就是國家利益，一旦觸及就會出現各種理由設置障礙；四是無序競爭風險，主要是我國“走出去”的企業在境外惡性競爭，“一窩蜂”現象難以避免；五是高成本風險，由于企業對“走出去”可行性研究不深不細，對所在國政治、法律、國情、市場、原燃材料、勞動力等資源以及勞資關系、建廠設計資料、索賠條例等方面，盡職調查不充分，獲取信息不對稱，往往把國內的辦法照搬到國外，邊建設邊修改設計，價碼不斷增加，導致建設成本普遍高于預期。而且，我國對民營企業在境外立項原則上不提供貸款支持，“走出去”的企業只能另辟他路，存在融資風險。

　　產品和投資“走出去”相結合

　　趙喜子認為，“一帶一路”戰略將是我國新常態下的重要的新的經濟增長點，對我國企業乃至全球企業將會產生重大商業影響，同時將對地緣政治，對美國、日本、印度、俄羅斯等彼此沖突的利益地區帶來重大影響。雖然“走出去”不一定能化解產能，化解產能不能只指望“走出去”，二者不能互為因果，但我國“走出去”的裝備制造業、建筑業、鋼結構產業、能源產業等都需要鋼鐵的支撐，我國鋼鐵產業將會加大“走出去”的步伐。

　　趙喜子強調，鋼鐵企業在“走出去”具體實施過程中，國家風險是第一位的。因此，一是應采取先易后難的方式，對國家關系相對穩定、政局穩定、法律健全、合作意愿強烈、合作系數高、風險小、有共同利益的雙贏項目優先予以考慮。二是堅持“一國一策”的原則，依據東道國認知水平、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階段來選擇是否搞鋼鐵產業。三是克服過去只與現政權交往或只走“上層路線”的偏好，以防止政權更迭所帶來的不可控的國家風險。四是鋼鐵企業要根據自身情況，找準自身優勢，盡可能與所在國的企業合作合資，盡可能與產業鏈戰略聯盟合作，將產品“走出去”和投資“走出去”相結合，增強抗風險能力。五是要獲得政府的政策層面、金融和信息服務。如果目前我國對“走出去”的政策不作調整，仍然把過剩行業的國內政策照搬到國外，如果政府不提供相關服務，任憑我國企業在境外惡性競爭，最終企業都難以“走出去”，用企業家的話說“誰先走出去誰先死”，并不是危言聳聽。